關係人地位問題 | 沙龍側記2018.08

日期:107年08月30日

參與人:尤伯祥律師、高宏銘律師、莊巧玲律師、陳明律師、陳奕廷律師、陳君沛律師、鄭嘉欣律師、蔣昕佑律師、劉佩瑋律師

記錄人:邱錞榆

主題一:關係人地位及權利義務

莊巧玲律師: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關係人的地位,最近手邊有個案子是建商欠銀行錢還不出來了,銀行拍賣抵押物後仍不足清償就撤封了,在撤封後,建商將自己的房子賣給自己的子女,銀行就提告毀損債權罪。一開始是只有建商甲被告,檢方就以關係人的身分傳喚配偶跟子女,由於並非證人,在訊問前也沒有進行(刑事訴訟法)180條跟181條的權利告知,問完之後就再以被告身分傳喚他們一次,就將建商本人、配偶、子女列為共同正犯一起起訴。後來我在法院閱卷時發現,因為本件是告訴乃論罪,在配偶與子女以關係人身份應訊時,銀行早已將其追加告訴為被告了,所以這時候被告地位早就形成了,怎麼可以不進行權利告知而進行訊問,在準備程序中我也有跟法官提到這個問題,但法官跟我說,辯護人要證明之前的筆錄有甚麼顯不可信的地方啊?!還是要傳他們上證人席嗎?!在回去之後我也做了一些功課,發現雖然民國93、94年期間有區分檢察官是否蓄意規避權利告知而區分證據能力的判決,但是在96年有判決認為,如果被告地位已經形成,卻違反告知義務所取得之供述證據,是無證據能力的。另一個案例,也是不當以證人身份傳喚的類型,告訴人是未成年人,檢事官用證人的身分傳喚告代的媽媽,傳喚的時間我衝庭無法到場,我以告代身份聲請改期,檢事官回答我說這是傳喚證人律師不用到場。因為兩個庭之間有一小時的時間所以我還是過去了,但是檢事官竟然跳過那位媽媽然後先處理後面的案件,我就請法警進去跟檢事官說,我待會還有庭,可不可以先處理我們的案件,檢事官回以今天沒有傳律師來,要開庭的話請便,我就說這位證人是告訴人的法定代理人,也是實質上的告訴人啊!之後我與這位母親會談的時候,果然檢事官開庭時很不友善,跟她說我沒問的你都不要回答,因為你是證人而不是告訴人,這也是另一種避免身份的作法。

尤伯祥律師:就是檢察官恣意的操弄被告的程序地位,妨礙被告權利的行使,這時候辯護人該怎麼辦呢?請大家討論一下。

陳明律師:現在實務上很多檢方很多便宜的作法,創造很多刑事訴訟法沒有的名詞,例如簽結、關係人,都沒有辦法在法律上找到定義,很多年來也是相沿成習,沒人去檢討過,例如以關係人傳喚你,可不可以請律師到場?有時候可以,有時候不行。

尤伯祥律師:如果以關係人傳喚你,可以不去嗎?

高宏銘律師:其實應該是可以不去的,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效果。

陳冠維律師:但很多當事人會怕不去的話會不會被當成被告。

尤伯祥律師:的確,但是他其實本來就把你當被告了,只是透過關係人的身分來妨礙你行使被告的權利。

莊巧玲律師:其實當事人和辯護人不會知道甚麼時候被告的地位形成了,我的案子是在閱卷後才看到在當時已經追加為被告了,在傳喚時是無法得知他的地位為何的。

羅秉成:我想提一個有趣的問題──刑事被告的身分何時?以及如何被特定?是誰賦予刑事被告這個身分的?

莊巧玲律師:也就是我們很難證明檢察官是蓄意的規避權利告知的規定,檢察官可以說當時還沒足夠的證據認為是被告所以才用關係人的身分傳喚。

尤伯祥律師:我是覺得,以剛剛毀損債權罪的案子來講,若從卷證資料裡面可以發現債權人方提告時已經把被告的配偶以及子女當成共犯,這時檢察官或者警察我認為就沒有權力把他們當關係人來傳喚,接下來你看訊問的內容,如果是把他們當建商的共犯來問就蠻惡意的,不過這都是事後在看,但我覺得重點是在事前該怎麼辦?當你的當事人接到關係人傳票或通知時該怎麼處理?因為在起訴後的審判中辯護,是討論如何證據排除的問題,這涉及如何分析卷證、建構證據排除的論述,但這時問題已發生,所以前面如何防患於未然,應該是更重要的。

莊巧玲律師:這種時候我通常會請他不要去,等身分特定了再去。

羅秉成:我想請教嘉欣,你當檢察官的時候,在教育訓練或者是實務操作時,「關係人」既然不是法定的名詞,那檢察官甚麼情形或條件下會選擇用關係人的程序?

鄭嘉欣律師:其實我對這個問題一直有點困擾,我在司法官訓練所受訓的時候,蔡碧玉講座在講的時候,他就清楚的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刑事訴訟法上沒有關係人這個名詞,也沒有關係人的身分,要求學員如果未來擔任檢察官工作的話,請務必不要用關係人來傳喚,在檢察實務的課程當中,只有一個部分會去討論到關係人是在相驗案件,有一堂課是蔡瑞珍老師在講相驗案件的實務,當時他有提到,唯一會用到關係人的,勉強來說只有相案的時候,理由是因為在相案當中,我們沒有辦法特定這個案件是他殺、自殺還是自然原因死亡,所以在家屬彼此間有爭議時,我們通常會把有爭議的家屬都傳來,但是傳票上寫家屬又很怪,在用相字案件傳喚時,因為相驗案件通常比較沒有嫌疑人,所以我們會把他稱為利害關係人,讓有爭議的家屬到偵查庭來,把有問題的點說清楚,可是這個部分蔡瑞珍老師也是提醒我們盡量避免,如果可以用證人的身分就用證人的身分傳喚。也就是說遠自民國86年左右司法官訓練所就有要求檢察官不要使用關係人這個名稱了,案件可以分為提起告訴或告發的案件,也就是有書狀進來的案件,這些書狀不論是年籍不明等等的分為他案,仍然是稱為被告,包含刑事追加告訴狀也是,因為追加進來後會再另外追加一個偵案或他案,還是會列為被告,所以我覺得使用關係人是很不可思議的。另一種方式是警察移送,毫無疑問的是被告,除非是在偵查的過程中發現有其他共同犯案的嫌疑人,這時候一定會先簽分,簽分後才有身分傳喚他,這時卷內會有一個簽分案件的簽呈,如果是認為犯罪事實不明,那就是緣簽分他案;如果是認為犯罪事實已明,會敘明一段犯罪事實,然後寫業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擬簽分為偵案,續行偵辦。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還是會特定,不太可能會不特定而用關係人阿!關係人最常看到的情況是在報指揮偵辦的案件,可能是一個檢舉函說,檢察官請救救我們的家庭,我們家快因為賭博破碎了,請你搗破這個賭場,或者是說我們家無法負擔地下錢莊沉重的利息,在這種嫌疑人不明的情況下,檢察官可能會認為甲乙丙丁都有可能在經營賭場或地下錢莊,又或者是貪汙案件的嫌疑人時,在這種情況下我有看過有檢察官用關係人在傳,但是因為是指揮偵辦的案件,所以很少先行傳喚,一定是放線再執行搜索,一次搗破全部聲押,調查局的文進來,第一份會是臨時移送書,根據這份臨時移送書地檢署還是要分偵案,被告還是特定了啊!所以只有再指揮偵查而且沒有事前先進行通訊監察、指揮搜索才會有可能有關係人這個名詞出現。但即使是這樣我記得我們以前也都是發證人傳票,如果我認為這個人可能涉及犯罪嫌疑有轉為被告的可能時,我會跟他說雖然是用證人來傳喚擬,但如果有可能涉及到犯罪的事實就可以保持緘默。

羅秉成:除了檢察官之外,還有誰會用關係人來傳嗎?

全體:警察!

羅秉成:會不會是這個源頭而來的?檢察官只是承襲而已?原則上在警調的階段,我們會認為沒有證人的概念,所以我們後來的證人在前階段的時候被列為「關係人」?但是實質上來講,當這個關係人出現在檢察官面前時,就應該是關係證人而以證人身分來傳喚了,是不是有關連性?我不確定。

鄭嘉欣律師:在我過去偵辦案件的情形當中,有遇過一些是很難以判斷的,比如說,我可能無法知道在這個案件當中某甲在集團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做了甚麼事情,可是我又很需要找他來做說明,甚至是要勸諭他轉為汙點證人等等,當我不知道要寄發甚麼名目的傳票時,我可能就會使用關係人這個名詞。

羅秉成:有看過法官用「關係人」傳喚嗎?

尤伯祥律師:到後面的審判階段,事實關係都很清楚了,不會再用關係人這個詞。不過我覺得最大的困擾在於如果是以證人身分傳來的話需要告知拒絕證言權,但若不清楚誰是被告的話,如何告知拒絕證言權?最大的困難可能在這裡。


我們很難證明檢察官是蓄意的規避權利告知的規定,檢察官可以說當時還沒足夠的證據認為是被告所以才用關係人的身分傳喚。

主題二:被告身分形成時點

羅秉成:我想請問大家一件事,被告的身分甚麼時候形成或被特定?會否關係人是在案情曖昧不明的狀況下的一種任意詢問,所以完全不能作為證據?畢竟這種調查是有必要的,特別在偵辦案件的初期,當事人之間的關係都還不清楚,不能隨便轉為證人,連被告的身分都不清楚就擅自將別人當證人詢問是很危險的。但實務上也常常有還沒被特定身分的人被以「證人」來傳喚。這就產生剛剛說的問題,無從告知拒絕證言權的問題,是否有利害關係或親等關係存在都無從確認。

尤伯祥律師:假設檢察官將一個人以證人身分傳來,但沒有告知拒絕證言權,也沒有命他具結,這樣子問出來的結果有沒有證據能力?有沒有159-1第2項的傳聞例外適用?

鄭嘉欣律師:理論上是沒有,但是實務上都承認這種筆錄有證據能力,不以有具結為必要。

尤伯祥律師:沒有具結將來不能辦偽證罪是確定的,但沒有具結仍然可以成為傳聞例外,我是相當不贊同這種見解。

莊巧玲律師:現在是不是檢事官也能命具結啊?!

陳奕廷律師:不行,他還是需要請檢察官過來才能具結。

尤伯祥律師:以前常常有一種狀況是筆錄上記載檢察官帶著檢事官一起開庭,但實際上是只有檢事官在庭進行詢問。

莊巧玲律師:就是剛剛那個外籍配偶後來描述給我聽,我也覺得不可思議,為什麼檢事官可以命具結。

鄭嘉欣律師:實務上的做法應該是檢察官會先蒞庭命具結,之後就曉諭說以下的問題由檢察事務官訊問,但還是要為真實之陳述。

陳奕廷律師:我遇過問完之後檢察官再來做供後的具結。

高宏銘律師:那想請問一下各位前輩,我比較常收到警察局發的要傳關係人的通知單,在收到的時候,到底要不要建議我們的當事人去?

尤伯祥律師:我們就從這邊開始討論吧!

羅秉成:看起來甚麼階段以及甚麼人可以決定甚麼身分必須要推到警察這個部分討論才行,警察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擁有特定身分的權利。

莊巧玲律師:而且有些警察會跟當事人說,只是請你來釐清一下。我就一直跟當事人說不要去,後來法院突然寄了文書來,我還想說地檢署都還沒起訴怎麼會有傳票,一看原來是監聽的通知書,早就已經被鎖定了。

陳明律師:如果用關係人傳喚有個好處,如果律師要陪同幾乎都會准,我自己是沒有被拒絕過。

尤伯祥律師:不一定。

羅秉成:調查局有些會刁難。他不想你在場,就會說他沒有被告的身分、關係人沒有律師權,來要求你離開。這當然很不公平,有一部分的制度欠缺是我們也沒有「證人輔佐人」的制度──證人只能一個人,沒有律師依賴權,無法偕同律師到場。

尤伯祥律師:如果是關係人的話我認為巧玲剛剛的說法是可以考慮的,既然你用關係人的身分約談我的當事人,當然不是刑事訴訟法上的約談,不可能請拘票拘提當事人,我們也沒必要配合。如果辯護人對案情已經有一定的了解了,自然該幫當事人判斷一下去了是好還是壞。

莊巧玲律師:有些當事人會中計,會因為警察一直說來說明一下就沒事了,當事人就會覺得不去好像不安心,擔心會有甚麼不利後果,會想要去講清楚,想說這樣就沒事了。

尤伯祥律師:有些時候確實說明一下就沒事了,可能只是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約來訪談而已,這樣也許讓他去一下無妨;但如果是有點接近犯罪嫌疑事實的核心,那當然要等到身分特定之後再去。

陳明律師:問題是在你去之前是沒辦法確認會問到核心還是單純釐清案情,所以前提應該是在一開始就要先跟傳喚的機關講好,除非准我陪同當事人,否則當事人就不去,不然去了之後發現是核心的問題想走也很難走了。

鄭嘉欣律師:我想反過來請教一個問題,對於檢察官來說,因為分案規則中是說如果犯罪嫌疑人尚屬不明就會分為他案,犯罪嫌疑事實已明就分為偵案,如果分為偵案後一定要簽處分的書類,不會出現簽結的情況,他案則是可以簽結的,在只有分他案的情況下,去除掉關係人的名詞後,檢察官該用甚麼樣的方式去找出也許只是邊邊角角的角色,但卻有機會讓檢察官漸漸靠近犯罪核心的人?

尤伯祥律師:這就是屬於偵查主體的困境,因為把人傳來一定就是證人,就必須要告知拒絕證言權,比較好的方式可能是交由警察去問。

鄭嘉欣律師:如果交由警察去問的話他們一定會使用關係人的方式傳喚啊!而且這樣會不會將當事人置於風險之下,可能在往後程序中若當事人真的被轉為被告,前面不配合以關係人身分傳喚的行為會不會成為從重量刑或者被認為有串證而羈押之原因。

尤伯祥律師: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還是由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或警察,幫他先做初步的偵查,等背景事實清楚後再自己出來辦。

在面對關係人的傳喚通知,如果辯護人對案情已經有一定的了解了,自然該幫當事人判斷一下去了是好還是壞。

主題三:關係人法定化之可能性?

羅秉成:剛剛講的「簽結」,之前司改國是會議也曾討論「簽結」的法定明文化;今天的題目也讓我產生一個想法:有沒有必要將「關係人」也法定明文化?我自己認為如果現在有將人以「關係人」的身分來傳喚,卻又不告知證人的拒絕證言權時,他做出來的筆錄都應該不能用──就像測謊結果,一般只供偵查方向的參考而不能作為證據。這樣就不用去定義何謂「關係人」?它只是單純的一種任意調查的方法,讓警察有一個彈性的手段,在案情未明時,可以有一個手段去做詢問性的調查。

尤伯祥律師:這個是完全站在給檢察官便利的角度在思考,可是我認為在思考時應該要反過來想,如果關係人要法定化,那在這個身分確定之後他有甚麼權利可以保護他自己才是重點。

陳明律師:容我打個插,法務部好像已經有發個公文說,他案盡量不要簽結,如果要起訴就要先列為偵案再行起訴,如果要不起訴的話,也是要簽分為偵案後再做不起訴處分才對。

羅秉成:大家其實清楚現在所謂的分「他案」,有些檢察官是為了規避辦案時限的規定,不一定是認為對象無法特定纔先分「他案」。

尤伯祥律師:如果關係人法定化,就要想清楚,到底要給關係人甚麼樣的權利?如果這個權利不超過證人,那就是用證人的規定就好了。

陳明律師:問題是治安機關沒有命他人具結的權限,在還沒進地檢署的前階段,是無法命他人具結的。

尤伯祥律師:諭知拒絕證言權只是在處理將來不會涉及偽證罪的問題,這個不會影響拒絕證言權的行使,所以如果是以關係人或其他身分來做傳喚,而他們本來就該有拒絕證言權的話,那自然可以行使。

陳明律師:可是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命具結的只有兩種人,法官以及檢察官。

尤伯祥律師:我的意思是諭知拒絕證言權以及命具結,都只是涉及將來會不會涉犯偽證罪的問題,但這並不妨礙拒絕證言權之行使。

鄭嘉欣律師:那如果按照尤律師剛剛的想法,其實也沒有將關係人這個名詞在刑事訴訟法上法定化的必要,因為基本上就證人而言,他只有在檢察官、法官的偵訊當中有所謂的具結跟拒絕證言權,而在進入偵審程序之前,也就是在警察以及檢事官的面前,只要他自己認識到接下來的陳述可能會使自己涉及刑事犯罪的追訴,就可以自行的保持緘默。但是這種時候應該將證人擴大解釋,並不需要在特定了被告的情形下才需要特定證人的身分,因為特定被告是為了之後偵審程序的具結,確認當事人間的關係確認是否具有證人的適格、是否具有具結的法定義務以及權利。如果根本不涉及到後面的拒絕證言以及具結權利的話,對於不明的犯罪事實也依然有作證甚至成為證人適格的可能性啊!特別是如果我們認為前階段只是情蒐或者是事實調查的過程,基本上也沒有證據能力的問題,即使他的供述不具有證據能力,等到案情明朗後,會再把他傳來具結作證。

羅秉成:所以證人的特定與被告的特定是有關係的?

鄭嘉欣律師:對,必然是有瓜葛的。

莊巧玲律師:如果是對於被告地位何時形成有清楚的定義或者是證人的定義應該是如何?因為常常發生問題的是證人最後變為被告的情形。

鄭嘉欣律師: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就是關於做成供述未來的證據能力。

尤伯祥律師:我們先處理證據能力再處理被告地位,剛剛講到在前階的情蒐階段,無論是用甚麼名義傳喚證人,包含沒有告知拒絕證言權的情況,都應該一概沒有證據能力,假設可以這麼規定意義也不大,首先,最高法院的決議認為,未具結不影響159-1第二項的判斷,仍可以成為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所以在檢察官面前所做的陳述縱使未具結,仍具有證據能力;其次,縱使沒有證據能力,但附在卷內就是會對心證產生影響。

羅秉成:可能要再深一層的推演,假設使用「關係人」身分傳喚所做的筆錄都不能用,可能會有一個風險。假設這些證據因為不是證據,所以可以不用附卷的話,那辯方也很可能會因此而看不到那些筆錄;第二個是被告以外之「人」的審判外陳述,當然也包涵了關係人,或者說那份筆錄搞不好還對被告有利。所以說,不法定明文化可能要思考:倘若有檢察官惡意運用關係人制度,規避被告及其辯護人應有的閱卷權利,該怎麼處理?畢竟這個身分的存在可能還是有它的合理性,問題在於怎麼避免剛剛所提到的刻意規避律師依賴權等等問題。

蔣昕佑律師:那如果我們反過來講呢,不是試著定義關係人,而是直接將被告以外的人定義為證人呢?

尤伯祥律師:582號解釋的意旨就是這樣。

蔣昕佑律師:我剛剛還想到一個問題,關係人在偵查以及警察調查階段的必要性強度我認為是不同的,在警察面前因為不能具結,所以稱呼為關係人或是證人都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在偵查中,如果課予檢察官把所有除了認為是被告以外之人都認為是證人的義務,我認為也不困難,所以如果要修法,有沒有可能修成,只要是被告以外之人就是證人。另外剛剛還有提到說會擔心詢問的範圍會不會很外圍,有沒有必要命他具結的問題,但我認為拒絕證言權其實就只要考量是不是親屬以及有沒有犯罪的可能性,這兩者都不難處理,前者供述人一定心裡知悉,後者也是個案個別的處理,所以如果法律是改成被告以外之人均為證人,那麼在警察的處理中也不會有不同,要做為任意偵查的手段也無妨,反正原則上都是無證據能力的,而進入偵查階段後也是保護檢察官的調查,他問的所有人都在我面前重新問過了,都有159-1第二項的例外而有證據能力,只是要不要交互詰問的問題,這樣事情反而比較單純。

陳明律師:與其把被告以外的人都列為證人,還不如把關係人明文化,然後賦予關係人律師在場權,因為證人的不利點在於不可以有律師在場,而且證人不到場是可以拘提以及處以罰金的。

蔣昕佑律師:那何不讓證人也有律師在場權就好了?

尤伯祥律師:目前立法院有一個草案就是在研擬證人也可以委請律師擔任其輔佐人。

蔣昕佑律師:不過如果證人可以請律師的話他的理論依據是甚麼?

羅秉成:能不能全面提供一個理論基礎我沒有把握,我認為是在作證時,免於自證己罪的拒絕證言權的部分需要被保護──因為被告通常沒辦法判斷何時可以或應該行使拒絕證言權,特別是在有共同被告的案件更是如此。


直接明確的定義證人來取代關係人,給予平等的保障也是一個解方

主題四:關係人的律師權

蔣昕佑律師:關係人的律師權是不是可以讓律師在偵查中隨時介入呢?

羅秉成:這跟證人的律師權的討論是相同的,有兩說:一說認為應該要將這個權利明文化,避免被警察妨礙這個權利的行使;有一說則認為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的「陳述意見權」就可以引為基礎。我自己曾經嘗試介入詢問,調查人員就警告我說大律師你就在後面聽,你只有在場權而已,不能介入。但我就說可以啊!然後轉頭跟被告建議行使緘默權,如果不許你的律師表示意見,你最好從現在開始不要再回答任何問題。

尤伯祥律師:德國律師的作法也是這樣,德國律師基本是沒有在場權的,雖然制度沒有,但他們還是想辦法在場,所以都會跟當事人說如果律師不在場就不要做任何的陳述,到最後發展出來的結果就是,只要辯方的態度夠堅決,檢方跟警察就會讓律師在場了。很多年以前我在司改會帶著一些年輕的律師一起編的警詢在場陪偵手冊,就是建議大家這麼做,654號解釋做成後有修法,在修法後我們可以在到場後警詢開始前與被告先談一個小時,我們那個小組就在討論,如果那一個小時沒有弄清楚案情或者律師還沒到場就開始偵訊了怎麼辦,我們的建議也是在到場後先說要與被告談一下,跟被告說清楚如果等等偵訊的時候你有需要諮詢,我在你旁邊你提出請求,警方如果不允許你就保持緘默,我們在手冊上是這樣建議大家的,律師與被告要有個默契,當被告看到律師試圖介入而警方不讓律師介入時,被告就保持緘默,用這種方式幫自己爭取空間。

回到剛剛提到的收到關係人傳票或通知的處理方法,當然可以不去啦,那如果去了的話,要先讓警方認知,第一個,我隨時可以把當事人帶走,因為他的身分只是關係人;第二個是我要在場,如果不讓我在場就帶當事人離開或者保持緘默,走了更有意義,因為對方也無法逮捕你,如果真的亮出事先預備好的約談通知及拘票展現逮捕之意,也不錯,因為那時候就圖窮匕見了,但這些要在事前先跟當事人講好。

羅秉成:關係人法定明文化的議題我們先置而不論,這只是我拋出來的話題。我認為檢察官的階段不應該以關係人的身分傳喚證人或被告。這件事應該由各律師公會與地檢署座談時提出建議,律師公會甚至可以考慮發函給法務部,請求釋示──既然刑事訴訟法沒有「關係人」這種身分,又有很多檢察官只要是以關係人身分傳喚的,就不准律師在場(我自己也被拒絕過,爭執也沒用),檢察官會主張他不是以被告身分傳喚的,這件事在實際上應該被避免,因為實質上就是創設了刑事訴訟法所無的身分,律師公會應該發個文給法務部,請它函釋講清楚。

陳君沛律師:我覺得應該從檢察官拉到警察的階段,因為實務上警察做的筆錄是蠻重要的,所以在這個階段,警察至少要告知來的人有哪些權利,當然也包含拒絕證言權,否則在這邊講了一些對自己或親人不利的話之後也很難打掉。

羅秉成:我是有點擔心在警調這個階段,不用關係人來傳,適不適合?我比較沒有把握。

蔣昕佑律師:假設我們真的發函給法務部,法務部也的確請檢察官不要再使用關係人,然而他們還是這麼做了,老實說我覺得沒有甚麼法律效果,最嚴重就是沒有證據能力,但即使沒有證據能力我也覺得對判決結果影響不大。所以想請問各位在實務經驗哩,真的有證據能力成為案件勝敗關鍵的情況嗎?

羅秉成:你講的那種案子是有,但一定少見,因為一個案子起訴到法院只有一、兩項關鍵證據,讓你抓到證據能力的問題,打掉的機會也不多。我自己的經驗大概只有兩、三件──一個是測謊,若以現在見解,假設只有被告的自白,測謊的結果是不得作為補強證據的。但是早年還是有這種見解,所以那時候就試著打測謊的證據能力,因為測謊拿掉後剩下自白,就等於甚麼都沒有,所以那時候就傳測謊專家來,在交互詰問之後,法院就把這個測謊報告拿掉了,裁定無證據能力,因為勘驗測謊錄影帶,確認有沒有按照SOP進行,交互詰問猛打證據能力的問題,這是一件;另一件是「刑求」,那一件是共同被告先指述我的當事人,他在警詢中有自白,所以那件要爭執自白的任意性。那個案子最後法院認定警詢自白欠缺任意性,排除證據能力。比較知名的是「吳健保案」,是極少見法院下中間裁定認定無證據能力的。


關係人的存在可能還是有它的合理性,問題在於怎麼避免剛剛所提到的刻意規避律師依賴權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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