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在偵查庭中的堅持》(上)|刑辯沙龍側記 108.08

日期:108年8月22日

參與人:賴彌鼎律師、陳宏奇律師、尤伯祥律師、鄭凱鴻律師、李宜光律師、莊巧玲律師、林建宏律師、黃柏彰律師、陳奕廷律師、吳鏡瑜律師、倪映驊律師、簡陳由律師、李奇律師

記錄人:黃則瑀

 

|主題一:偵查程序中的律師職責|

賴彌鼎律師:

各位道長先進們大家晚安,今天我很高興來跟大家經驗交換。我的題目是偵查程序的堅持,為什麼這個很重要?我認為刑事案件如果偵查程序是遵守正當,那後面的審判也會依循於正當,不會有任何讓人難以想像的情況存在。

通常律師會認為在偵查程序很難有所作為,但是我從來不這麼想,律師既然參與偵查程序,就要有心理準備要讓這個程序施以律師的力量去導引它,我要影響它走在正確的程序上,這是刑事辯護律師在偵查中應為的。

但我們也知道,在我們的司法環境裡律師有很多顧忌,如果這樣做我的當事人能不能接受?律師和檢察官對抗,是否會產生對當事人的不利益?大家都會這樣想,所以刑事辯護律師在偵查中會兩個壓力在,第一個是來自於當事人,律師要維護當事人的利益,當事人要信任律師,那律師堅持的強度當事人要能夠支持,否則當事人跟律師說你不要這樣做,那程序上就很難去導引施力,只能放任給檢察官去主導,而這對被告是很危險的。

因此我認為偵查程序的堅持是辯護人要做到的,我想引金恩博士曾說過的:「最終極的悲劇不是壞人壓迫與殘暴,而是好人對此保持沉默」,雖然很多人都是好人,但面對人權的侵害卻居然保持沉默,金恩博士認為這是最終極的悲劇。而借用他的話,我認為刑事辯護最糟的結果不是檢調的粗暴與逼迫,也不是檢察官的濫權不遵守程序,而是刑事辯護律師保持沉默,當律師保持沉默那就意味著放任程序進行了。律師既然被委任了進入那個程序,怎麼可以保持沉默?律師保持沉默等於放任檢調的壓迫跟粗暴,也放任了檢察官的濫權,所以今天我希望能跟大家經驗溝通。

我當律師的年代跟各位不一樣,民國89年有個司法改革國事會議,我想以此作為分界點。1989年之前的司法,現在大概是難以想像的,那時候檢察官的權力非常大,刑求、逼迫、製作不實筆錄等等都常發生,律師們很難去對抗,何況那個年代根本不講求證據能力的問題,證據能力都是檢察官說了算。

賴彌鼎律師:「那個年代根本不講求證據能力的問題,證據能力都是檢察官說了算。」

在那個年代,律師們在程序中堅持、對抗跟現在可能不一樣,因為經過大家很努力的司法改革修法,現在法律程序、程序正當不只存在於審判而已,已經延伸到了偵查階段,所以我覺得這個時代是比較幸運的。所以我要先聲明,我講的一些案都是很古早的,將近快三十年前的案例。

我是民國80年加入台北律師公會的,79年在台南律師公會,那時候我遭遇的很多現在都難以想像。當年如果心性跟意志不夠堅定,很多人就直接不當律師了,認為何必遭受這麼大的壓力,而且根本得不到任何成就跟價值肯定。在那樣的制度打壓之下對很多律師來說都是獨木難施,當年的公會跟現在的公會也截然不同,很難聯合去對抗體制。

律師公會組織的演化跟進步,也都是後來一群有理想的律師去擔任理事長,改變整個組織改變,增加委員會的功能,然後跟院、檢對話是很重要的。如果一直把院長、檢察長視為高高在上,那是很難跟他們對話的,而跟他們對話溝通也代表大家都是平等的。我當公會理事長的時候就是直接對話,那院、檢也知道是我聲名在外,很多人都知道我的長年堅持。

 

|主題二:面對檢察官|

賴彌鼎律師:
剛剛提到,有些人會問我強硬的對抗檢察官,會不會產生不利益?以我的經歷來說,我從小律師做5年、10年,成熟以後再繼續堅持,我當律師第15年成為了法服會會長,並沒有因為這樣而事業越做越窄,案件也沒有越接越少,我可以在桃園公會一直做到現在快滿30年,而當時跟我對抗的檢察官做了一年半、兩年就要走了。

事實上是如此啊,所以如果你理解檢察官的生態、升遷制度,那些都不是你的壓力,你只應該堅持你的個案,我堅持在檢察官那一庭開庭的時候是不是遵守正當程序?民國80年是我當律師的第二年,辦了一個賭博罪的案件,剛好遇到一個很兇悍的檢察官。當時的訊問方式是師徒式的,在偵查訊問當事人的時候,因為檢察官當時的權力很大嘛,看到賭博罪就直接將被告先押起來。當時要怎麼對抗他?我馬上翻條文,114條3年以下之罪我就申請准予具保責付,那時候檢察官決定的,不是法院決定的,他書狀一定就放著。開庭時我照樣提出來問。那個年代很可怕,檢察官什麼時候想提被告,開個提票就能把當事人提出來問,沒有通知的話律師不知道耶,而被告被提出來訊問也不知道律師會不會來。所以我剛才也提到說,律師要怎麼知道在押被告被提出來問?

一個是勤於律見,那另外一個則是律師在受委任的第一次律見時,就應該把可能不當的程序先告知,然後要告訴他遇到這個情形要怎麼回應。我告訴當事人說可以表明有委任律師,並要請律師到場,沒有到之前可以保持緘默,堅持不回答任何問題,但當事人敢嗎?所以律師律見時一定要很堅持、很清楚地把會發生的程序告訴當事人,分辨什麼樣的程序是正當的,什麼樣的程序是不正當的。

假如被提出來了,旁邊站了兩個很兇悍的法警,手銬也銬著,請問偵查庭手銬要不要打開?我每個細節都很注意,我會主動要求問:怎麼可以銬著他?銬著他怎麼自由陳述?他的意志不會受壓制嗎?再告訴當事人你放心講話沒關係,因為偵查庭全部都錄音,所以我認為在偵查程序裡面律師的堅持一定要有所本。第一,就是對於偵查程序的條文很嫻熟,對偵查程序該應為的作為你很清楚,當然這不是你當一、二天律師就能輕易瞭解的,一定是經過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慢慢累積起來。

賴彌鼎律師:「這不是你當一、二天律師就能輕易瞭解的,一定是經過一年、兩年、三年、五年,慢慢累積起來。」

我剛才也說過,民國80年是很糟糕的年代,要到民國86年羈押權才回歸法官保留原則,交由法官來決定,之前都是檢察官決定的,我遇過檢察官連續三天提人出來問,打電話告訴大律師今天又要問,明天又打電話說要問,但律師要去開庭來不了,甚至檢察官當場打電話通知律師,然後立刻掛掉,不讓律師回答,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是律師事務所是一個team會比較好解決,不可能多位律師當天都衝庭吧?

回到剛剛我說的案例,賭博罪居然就可以押一個人,然後檢察官問一問當事人:「剛才講說六合彩你當組頭不是要有一筆錢嗎?那你錢哪裏來?」「我媽媽給我20做生意的。」「你不要給我亂講喔」,因為檢察官認為被告是人頭,「好,如果你是你媽媽那我們要叫人傳你媽媽!」,這樣一路疾言厲色壓迫他,甚至講出這種話,我從一開始聽她這一罵就已經坐不下去了,怎麼可以用母親來要脅,我忍不住說:「檢座,你這樣是要脅被告這是不當訊問啦,訴訟法不是規定你們要出於懇切的態度嗎?和顏悅色嗎?我都沒有叫你和顏悅色了你怎麼還可以進而要脅、脅迫呢?」那個檢察官愣在那邊,一時就反應不來了,他沒有想到律師會這樣反應。結果被告說,拜託妳我講的都實話,不要傳我母親,試圖圓場,後來檢察官問不下去了

要讓檢察官很清楚的知道律師的堅持,或許有人會說這樣有什麼用?其實那個年代很簡單啊,如果檢察官真的跟我槓上,我也不客氣,直接就摔東西跟你槓上,你能怎樣?檢察官寫報告,我不用寫報告,我只要跟記者講講話就好了,不是嗎?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武器,端看怎麼使用,當然武器一定是正當使用,都應該要遵守正當程序。之後檢察官當然有沒有傳他母親來,就只是壓迫的一種方法而已,被告的講法始終如一,你還要怎樣?

所以當律師如果講那個刑事辦案的類型啊,宛如一個社會的演進史,當時最重要的犯罪最多是什麼、後來是什麼、再後來是什麼,只要有什麼類型的利益犯罪,就必然會有跟緝查者有不當的勾結,有一些不肖的人會去包庇,到今天來為止都是一樣的。例如性犯罪等意圖犯,一定會有管區,而管區都知道每一家店內的詳情,那為什麼他沒有查緝?所以這些都是社會結構的問題。所以我才會在剛剛我講的那個案例中堅持,一個賭博罪我也寫了狀子給檢察官,問題是那時候的有沒有程序的監督機制?沒有。所以我說各位是幸運的,今天3年以下的犯罪,檢察官要收押禁見一定要寫出法定的羈押理由,不能用重罪就押了。

 

|主題三:當事人對律師的信任|

賴彌鼎律師:
我再分享另外一個故事,通常檢察官會去在意的是強制處分權那幾條法規,曾經發生過起訴以後,被告提審的時候還繼續押嘛,一押我馬上第二天具狀給承審法官,說明這是幾年以下之罪,我具狀聲請檢察官,卻都一直沒有處理,法官看一看,說我們明天開個庭來處理好嗎?所以如果我們對條文很熟悉的時候,其實是都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有所本就要大膽的主張。
剛才講說曾遇到連續三天把人提出來問的案例,當事人只是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而已,那是一個某集團創辦人的陵寢的案件。檢察官看到報紙上報導這個陵寢,認為一定有違反山坡地保育條例,主觀認為那些開發一定有問題,他就開始去辦,直接到某集團總部去搜索,把很多人集體就帶回來然後就收押。民國80年我還很年輕,當時集團的律師剛好出國了,要臨時在桃園找一個律師,因為經理被押起來,所以就介紹我去。因為當事人是一個知名大家族,所以這個案子辦得很大,押了好幾個人。

最後這個案子用違反會計法來起訴,當時有一個檢察長說:法條千條,要找一條來辦你難道找不到嗎?所以檢察官的原則就是,大膽去做,抓到人隨便翻了一條就可以起訴,這是最要不得的心態。那時候我一去,因為也是輕罪所以我又具狀,當場表示這是什麼罪我要請求具保,檢察官一看律師發現又是我,就連續三天提出來問,第四天才交保。而這三天我律見得很頻繁,告訴當事人要怎麼做,取得他的信任,而他能講的也是很有限,所以最後只用違反商業會計法來起訴一堆人。

這也是我辦案的經驗,你接到案子的時候,第一件事是讓你的當事人信任你,在第一次律見的時候就要告訴他偵查程序正常應該是怎麼樣,如果不是這種情形都是不正常的,要告訴檢察官說,我有選任辯護人,我要辯護人在場才要接受訊問,一定要跟他這樣講。當事人可能會問這樣堅持有什麼好?我說這樣堅持是為了保護你,因為律師在場才會知道檢察官問什麼,防止他隨便亂問,難道你不希望律師在場讓他隨便亂問壓迫你嗎?講了這些當事人才會信任你,所以你律師在第一次律見就要把正當程序告訴他們,跟正當程序不符合的都是你不要回答,只要要求律師到場就可以了。那有的時候檢察官會耍詐啊,說有通知律師,但律師沒來怎麼辦?那就請檢察官改個時間,今天保持緘默。

賴彌鼎律師:「接到案子的時候,第一件事是讓你的當事人信任你。」

我還遇過一個案例,在95年、96年的時候,當事人之前已經犯過一個賭博電玩罪。

那個案件偵查時,也有申請本案羈押,因爲有牽涉到地方警員,有34個人之多。當時警方監聽嘛、收網、偵辦,我就跟當事人說你現在去,講越多對你越不利而已。那時我告訴他一個概念,其實也是律師們應該要注意的一個條文。偵查有個條文規定,非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這個條文有個重點,說偵查程序賦予檢察官強制的處分權,目的什麼?是為了取證和保全證據的,並不是在於強迫訊問取得自白,但我們的操作是倒過來了。

因此律師要告訴當事人,你有權利不供述,檢察官本來就不應該直接訊問當事人,應該先取得所有的證據,賦予檢察官那麼多強制處分權不就是要取證、確認事實嗎?確認事實有必要才能傳問當事人啊,你看這些證物顯見是你,這你怎麼回答?如果檢察官這樣辦案其實律師很難招架,但也同時有一個什麼困難,因為檢察官要花很多心血、要花很多技巧去取得這些物證。

這個概念是柯耀程老師給我的,柯耀程老師說偵查八卦圖,從有一個犯罪事實出現,之後我怎麼去現場建構這個現場,建構現場之後我怎麼去蒐集證物,都是重點,他說整個偵查程序是以取證跟保全證據當作發展主軸,而不是以訊問。

所以告訴被告這些程序、權利,取得他的信任之後,再討論要認罪還是不認罪。我通常告訴當事人,檢察官取得證據如果攤開罪證確鑿,就建議不要去否認,因為不要自找麻煩,但如果檢察官沒有證據,只是一直訊問,是否要供述是當事人的權利,即使不供述也沒關係,檢察官一點辦法都沒有,他必須要找證據來證明啊。

那時當事人被收押禁見,我很勤勞一個禮拜去看他三次,律師如果早上就下午去,上午、下午都沒空就第二天去,所以一個禮拜去看他三個半天,那這有什麼好處?可以防止他被問的時候你不在場,但我也跟他講過了,在訊問的時候律師不在場的話,就告訴檢察官說請律師到場才回答。我接著也告訴被告說,檢察官問的時候,是真的可以保持全部都不回答,也就是保持緘默權,看檢察官的能耐,所以我的當事人被收押禁見三個半月,兩個月滿了再延長羈押一個半月,最後以50萬交保,羈押的全程都是保持緘默,

提當事人出去的時候我有到場,當事人直接說該講都講過了,要保持緘默。當時檢察官看我一眼,算你的當事人狠,退庭,還押,就這樣還押,第二次再提出來問也一樣,有沒有第三次?沒有了,檢察官知道問也沒有用了,就是這樣而已。檢察官也不能打當事人,那時候都已經民國94年了。

所以你看從80年到90年我已經改變了,我更敢堅持了,連緘默權都使用了,結果那一件96年一審全部判無罪啊。

這是一個策略,我們知道警方有監聽,但是不知道他們監聽內容是什麼,他們當然也不會給我們看。那我們就要賭他說他監聽的可能內容,因為當事人在電話中都是講暗語,檢察官不一定能解讀得正確,自己猜未必會是真實的事實符合啊,所以那一件就是這樣判。再加上當時有物證不見了,因此就更難判斷了。

 

|主題四:刑事律師的武器|

賴彌鼎律師:
刑事訴訟是如此,民事訴訟也一樣,民事訴訟是當事人進行,所以當事人的主控權跟主導權更明顯,尤其是你當原告訴代必須舉證,所以原告訴代如果能夠完全主導訴訟程序的話,大概是勝訴的一方,如果原告訴代提出的主張,連自己都說服不了的時候,就會很危險。
但是大家很少講到說刑事訴訟能做什麼?同理,刑事訴訟律師也是要參與主導程序啊,檢察官要舉證他的主張,只要檢察官能舉證有我就說有,如果沒有舉證律師就都不用理會,當事人說他不知道、他不清楚,檢察官能怎樣?我覺得在刑事訴訟本來就跟民事的被告一樣,當事人什麼都不知道,如果檢察官兜不出故事來,那當事人根本不用說明,是檢察官要舉證,尤其現在的程序更是清楚,檢方的證據取得不合法,就可以當證據無證據能力。

所以律師可以使用的武器其實是越來越多的,但是我認為最基礎的仍然是對於程序的堅持,而律師對程序的堅持來自於當事人對律師的信任。而當事人為什麼信任你?是因為律師對於程序的說明跟案件的分析,讓他取得100%的放心,當事人如果對律師不放心,那他可能連實話都不會告訴律師,這就是刑事案件的另一個難題了。

所以律師要當事人對講實話,最起碼要有7、80%都講出來,如果不講的是沒有證據的部份,那我沒有意見啊,至少當事人現在告訴我的,我都希望是檢察官不能證明,如果檢察官能證明的,你要不要告訴我一下?所以有時候你辦案的風評跟接案的時候就很重要。大家互相交流一下,然後再來講下一個階段。

 

|主題五:緘默權的運用|

鄭凱鴻律師:
大部份的被告其實不敢全程保持緘默,因為會害怕。

賴彌鼎律師:
所以當事人害怕的話,律師更要取得他的信任,你要給他詳細的程序說明,甚至於可以拿出六法全書,告訴他堅持是有依據的。害怕是很自然的,因為這是人性。當然,另外一個就是人會辯駁。

尤伯祥律師:
其實你叫一個被告保持緘默的話,他通常會害怕,認為保持緘默是不是就代表心虛,會給人很心虛的印象,會被認為因為無法辯駁所以不講話。這是被告第一個擔心的,第二個擔心是,如果都不講話,法官會不會對我印象不好?特別是當法官只要看到被告要保持緘默的時候,眉頭皺起來就不高興了,被告就更害怕了。第三個擔心,如果被告在押的話,他就會擔心會不會因為保持緘默,繼續被羈押,而第一次去偵訊之前,他也會擔心保持緘默,檢察官會不會聲押他。

所以要一個被告保持緘默其實蠻困難的,而且以律師的角度來說,建議被告要保持緘默,那律師要很有guts,因為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賴彌鼎律師:
這個我贊同,但是我執業過程中確實有過這個案例,當事人確實有堅持,我後來再接其他案件時,我想其實也只有那個當事人夠有氣魄堅持,因為當時我還跟他說,如果保持緘默很可能會被押滿四個月,但是押滿四個月不會更不利益,因為時間到了檢察官必須放人,放人之後他必須起訴,起訴之後如果檢方證據夠,法院就會按照那個證據去認定。如果你認為他的證據會不夠,就更要堅持。那個案例是我律師生涯中一個緘默權保持很成功的案例,除此之外就如同你說的能保持緘默的人真的不多。

當然,保持緘默還有一個前提,就是當事人並不是一概供述喔,緘默權的行使還是要有技巧性,律師跟當事人建議的是,事證已經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的,檢察官若問就爽快的回答,如果問到當事人認為不清楚的,就直接說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如果檢察官再繼續追問,就說已經講過我不知道,我要保持緘默,這樣的話被告的壓力就沒那麼大,因為他前面全部供述過。

 

|主題六:交保金額的協商|

賴彌鼎律師:
當時這個案件被要求以300萬元交保,那是非常大的金額,當年最大的交保金額是周人蔘案600萬。當天羈押庭開到的3點半、4點,最後說以300萬交保,我們當天其實準備了200萬現金要交保,想說那時候周人蔘也只不過600萬。結果300萬交保根本湊不出那剩下的100萬。我直接進去敲門告訴檢察官說還缺錢,3點半過後銀行也關門了,我們哪裏去拿現金?要不要降一下,他們就勉勉強強調到250萬,告訴我們再去湊,但還是很困難,最後他們說要去找主任檢察官,要由主任檢察官決定。

所以我後來想說連交保金額都可以談了,我要講的是這一點,不是說最後是多少交保。因此我從那時候起都一直在質疑,交保金額的決定依據,到底是什麼客觀標準?如果對於交保金額我認為不當怎麼救濟?最後居然是跟他搏感情用協商的。

那時候的300萬很大不像現在北檢現在動不動就是上千萬上億,那個年代600萬就是全國第一個最高金額交保的,我們300萬變全國第二高小周人蔘,那大家看起來也很好玩,怎麼都是賭博罪在用這麼高額在交保,所以這邊也點出一個問題我到現在也沒有答案,說檢察官如果下一個交保裁定金額妥當不妥當,怎麼救濟?

尤伯祥律師:
可能就是要抗告。

賴彌鼎律師:
對,就是抗告讓法院去決定,但也都緩不濟急,如果人沒交出來就是還押了,所以通常都拼命去籌出那個金額,而我的經驗是跟他協商,那時我跟檢察官說,我們今天是有準備200萬,想說應該也是很高金額了,沒想到檢座你裁一個300萬,剩下100萬怎麼去湊?結果檢察官去跟那個主任商量,雖然一直叫我們再試著湊,但我們最後跟他講說確實是湊不到了,就以250萬交保。講這個經驗都是很難想像的,但那個年代真的都是這樣啊。

 

|主題七:緘默權的運用時機|

李宜光律師:
其實現在的在法院都可以談談那個交保金額。另外你講到的緘默權行使,我是建議應該區分情形,緘默權的行使本身算是一個手段,不是說任何案件你就去都保持緘默,要看情形。

我自己曾經要求過好幾個當事人行使緘默權,其實要看不同的類型,剛剛你說周人蔘的案件我辦過。當時10點多在台中抓到一個被告,晚上12點送到北機組做訊問,發現那個共同被告是檢察官的女朋友,現職檢察官就是被認為他是透過他女朋友收錢。

當時要透過這個女朋友去指證那個檢察官,我們當時接到通知12點過去陪偵,本來是說那麼晚了那麼累,問當事人要不要說就拒絕夜間訊問,她說她體力很好可以直接訊問,那律師就是要陪啊,我就要跟她12點跟她去。重大案件訊問,一組兩個、兩個到三個人,從12點開始問嘛,兩個人一個黑臉,一個白臉這樣問。

檢察官當場問當事人,剛開始她也沒有做任何陳述,當然也沒有承認跟這案件有什麼關係,而調查站的一個主任坐在後面,當時他一邊講我們律師就一邊做筆記。他就跑過來跟我講不能記,我說為什麼不能記筆記,他說偵查不公開你不能記筆記,我說法務部的個函示解釋說偵查中是可以做雜記的,你憑什麼不讓我做雜記,他就叫我把函示拿出來,我就說法務部的函示調查局一定有,可以自己拿出來看。但他還是不讓我記,我說不讓我記沒關係,請調查員記明筆錄,第二個,我就叫當事人保持緘默,從現在開始不准做任何的回應,你講我就立刻解除委任。

李宜光律師認為緘默權的行使應該要區分情形使用

後來那個主任沒辦法,就只好讓我記,只能突然跟我撂一句話,叫我們律師不要去幫壞人辯護,我說的是不是壞人不是你來認定,我們各有職責,你不應該這樣違法的限制我們的辯護權。

後來我就照記,因為他們都是照程序走,而且最主要調查局在問案永遠都是一個人是白臉、一個人是黑臉,一個會對你非常兇,會拍桌子罵什麼,另外一個對你很好,我們這樣一直問從晚上12點問,問到隔天中午12點。

然後問到隔天中午之後,我們累他們也累,但他們比較好,可以分3組問,每一組都4個小時就換人,像這種時候保持緘默其實是一個策略運用,不見得每一件都要用。像賴律師講的我覺得非常好,在檢方有不正訊問的時候,你用這個方式,或者說如果檢察官、調查員對你已經有先入為主,再怎麼解釋都不通的時候。這時就只先把你自己要講的東西講完,說明你認為這是不正訊問等等,最後再說為了對抗不正訊問,我行使刑事訴訟法保障給我的緘默權。不要就莫名其妙先保持緘默,因為按照王兆鵬教授的書,美國有做統計過,行使緘默權最後被認定有罪的比例是會偏高的。

尤伯祥律師:
精確一點來說,應該是說不上證人席的跟上證人席的是不一樣的,你講的那個那一段精確的原文是講說有上證人席的跟沒有上證人席的比較,不上證人席的幾乎都會被判有罪。

李宜光律師:
可能是因為時間久,我有些忘記了,我只是參考其實如果我們國內也可能會有這種情形在,因為這個策略上要去考慮的。

尤伯祥律師: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概念要澄清,就是美國審判中並沒有所謂的緘默權,只有一個概念叫做不自證己罪,所以被告沒有義務上證人席,但是有權利上證人席,這兩個概念是不一樣的,但是在偵查階段如果警察要interrogation的話,那麼他有權利拒絕這interrogation。

李宜光律師:
對,其實美國的制度跟我們不一樣,美國的制度是被告本身可以擔任證人啦,他擔任證人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所謂的緘默權的問題。

但如果說在偵查中,被告的地位還是保有一個緘默權,所以我覺得性質上是不太一樣啦,那這個我就做個經驗分享。

賴彌鼎律師:
我以前也發生過一次,因為當時被告被借提出去,這也是檢察官們常使用的技巧啊,明明被告在桃園看守所,應該要在桃園地檢署,但他就叫北機組把人借提到那邊去問,但律師還是要去,還好之前律見那麼多次,都已經告訴過被告相關情形的應對方法,告訴他一定要等我到才能供述,我不到就不要供述,那李宜光律師剛才所說的,強烈建議他要保持緘默,是跟我如出一轍的做法,但還是要有技巧性的使用喔,弄不好可能會被告妨礙公務。

尤伯祥律師:
李宜光律師提供那一招,說當事人如果敢開口講一個字,律師就解除委任,這招要學起來。

李宜光律師:
當時我的當事人很害怕你知道嗎?他就出來幫我們打圓場,說律師你不要氣,然後檢察官不要那麼兇,在那邊打圓場。

賴彌鼎律師:
我講的這個案例跟他很類似,做個補充讓大家印象更深刻,因為大家都有可能會遇到,尤其在調查站,在那邊要注意怎麼堅持律師的原則。當時我的當事人被檢方從桃園看守所提出來,而且在人出發之後才打電話告訴我,想讓律師來的時間會趕不上,但沒想到我們律師就是一定會到。

我到了之後就開始訊問,問到其中一個問題,結果當事人已經回答了,但好像不是檢察官要的,所以就再問兩次,結果還是一樣,要再問第四次時,我就直接說他就回答很多次了,你同樣問題要出現幾次?這時候場面就開始火爆了,我直接說這樣不當訊問,同樣一個問題他回答三次難道不夠嗎?如果你繼續問,我就認為你是強迫當事人回答你要的答案嘛,那不是壓迫當事人自由意志嗎?

賴彌鼎律師:「強迫當事人回答你要的答案嘛,那不是壓迫當事人自由意志嗎?」

我的當事人當時也是很害怕,那個訊問房間才多大而已,是密閉的房間而且還有那個防撞地的設施,他就對我說,律師不要這樣,當時我的手機是nokia的蝴蝶,我直接當場一摔,說你如果回答我當場解除委任,不然我強烈建議你保持緘默,當時手機一摔,房間內大家都全部站起來了,外面還衝進來三個。

當時我就這樣說,我強烈建議你保持緘默,否則我現在當場解除委任,當時訊問者也都沒轍,他沒辦法發作,衝進來的其中一個年輕的人說,我們要怎麼問是我們的事情。我直接說你沒這個權力啦!怎麼能這樣子問?結果後面副主任跑進來一看,發現是我同學,我就問你們站裏是這樣問的喔?

他們當場也不敢動我,只要動我第二天就開記者會了,顧立雄第一件,曾文祺第二件,我當的三件的我也不怕你啊。做律師很可憐啊,你看我從80年一直到95年都15年了還要這樣子。

李宜光律師:
我們那時候跟對方吵,就像你一樣,吵到他們就把我請出去,請到外面去,讓我只能看螢幕錄影帶。

 

|主題八:對於傳喚通知書的堅持|

賴彌鼎律師:
我再講一個調查站的故事,桃園調查站很有趣,一個案件的當事人是電動賭博業者,被懷疑跟警員之間有貪污的問題,所以被鎖定,調查站用傳喚通知書傳喚他去做筆錄,去了以後他們說等一下問完了要送複訊,我說不行,傳喚通知書沒有寫,你們問完了要讓我們回去。

我堅持人要帶走,所以就要要離開。我說程序終結就是可以自由離開,離開之後你們要去申請拘票來我沒有意見,我現在就要帶著他離開。我這麼強硬,直接請他打電話告訴檢察官說程序結束,我們要離開了。

尤伯祥律師:
你有預先瞭解到那天沒有請到空白拘票?

賴彌鼎律師:
因為我認為他那空白拘票拿出來,我一定也是跟他說沒有用,所以律師要很清楚程序,要知道他們可能有什麼作為,律師都要先想好,結果我真的把人帶離開。

我從80年一路到95年,15年了程序怎麼還是這樣子呢?那我就越來越成熟而已,技巧越來越好,膽子也越來越大了。檢察官一任換一任,每一位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都很年輕,他經驗會比你多嗎?

檢察官了不起做了3、5年,主任做了7、8年,而當時我做了15年,到現在30年了,我們累積的經驗,跟對付這種危機處理的方式早就預想過很多次,所以我真的把當事人帶走,帶走以後他們開始跟監。後來調查站的那些負責跟監的學弟們,有一次跟我吃飯時說,他們根本無法跟監我。在那個年代我都是騎腳踏車,我騎腳踏車出來,偵防車跟在旁邊,結果我一彎巷子走掉了,他說他們跟不到,原來還有騎腳踏車的律師。

至於我的當事人那邊,我告訴他再傳喚的話一定會拘提你的,如果不到案你自己負責你自己的行蹤嘛,他就每兩天換一個汽車旅館,我也叫他用公共電話打進來我的辦公室,因為那個年代我們都會被監聽,但是我就會直接拿著話筒說,你監聽我的東西都不會有證據能力啦,我們現在開始講。

李宜光律師
以前跟現在真的不一樣,以前只要被告被收押禁見,律師事務所的電話就被監聽,因為當時檢察官有監聽權,所以只要收押禁見的時候律師事務所的電話就被監聽。

賴彌鼎律師:
當時檢察官讓我走,因為我堅持說那個訊問通知書是調查站發的,而程序結束了,如果要限制我的當事人不能離開,必須告訴我法律規定,如果要洗要具體逮捕,就要有具體逮捕程序啊,請出示你的令狀。

尤伯祥律師:
你那一次真的是算準他們沒有空白拘票?

賴彌鼎律師:
是。他們都認為人傳喚到接著都會複訊,沒有想到我不願意複訊,我不同意。

尤伯祥律師:
有些還是要看情況,我聲請的釋字654號解釋的原因案件,晚上6點把當事人傳到調查站去,我就被當事人電話聯絡去陪偵,調查站就是打算問到半夜。當時6點當事人打打電話給我說,調查員下午5點去他家然後搜索,就直接把他帶走了。雖然預先都有想到,只是沒有想到不是清晨,而是晚上被帶走

剛好那天晚上我沒有開會,所以我就去了,然後去了以後在那邊陪,到大概半夜2點半時,我就問調查站人員不休息嗎?當時他們就說快完了、快完了,因為同一天就另外幾個共同被告被他們抓來,筆錄還沒做完。

其實我有事先有跟當事人說,他雖然是主要偵辦目標,但大概不會是主要的訊問攻擊對象,因為不管他講什麼,對方基本上都有預測到他會否認,所以大概就隨便問一問,但是時間一定會耗到很晚。那等到2點,我就想該問的也問得差不多了吧,所以就問什麼時候要結束?待會問完可不可以走?因為明明就是用傳喚通知。結果調查員就把抽屜打開來,拿出一張空白拘票給我看,我就笑出來,告訴他們我也都預料到,但等等問完我的當事人,可不可以讓他休息一下,因為你要拘我也只能讓你拘嘛。

我直接跟對方說,等等當事人交給他們,但是我現在就在你面前告訴當事人,待會我走了以後一句話都不要講。而如果他們敢再問當事人問題的話,我們明天早上到檢察官那裏再來翻臉。然後我就回家睡覺了。

尤伯祥律師:「我現在就在你面前告訴當事人,待會我走了以後一句話都不要講。」

黃柏彰律師:
剛剛尤律師講的就那個拘票的例子,我以前也辦過一件類似的,他們從當事人家裏把當事人一家人抓來分局做筆錄,他們一家人都是山老鼠,當時他們就分開被問,我就跟在等著做筆錄的一人聊天。

我問他們怎麼來的,他們說不知道,就被叫來的,而我問警察是憑什麼依據帶他們來的,結果通通都沒有。我就說他們這樣不行,那個警察就問上面的,然後就拿一個拘票給他簽了。

尤伯祥律師
這要看情況,越受矚目的案件,越有可能準備好開拘票。

賴彌鼎律師:
我通常遇到的就是一手傳票一手拘票,調查站先用傳喚通知書,之後再用拘票,他們就會說,跟著我走不傷害你,用到拘票來就一定上銬威脅你。

陳君沛律師:

我之前遇到一個案件,警察有拘票跟搜索票,但是他還是問當事人說,要讓他同意搜索,或是去警局做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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