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補強證據?從實務觀察|沙龍側記 2018.11

日期:107年11月29日

參與人:尤伯祥律師、陳奕廷律師、陳明律師、莊巧玲律師、陳君沛律師、林楊鎰律師

記錄人:邱錞榆

林楊鎰律師:今天要跟大家談補強證據,實務上的補強證據大概有告訴人、共犯、被告等等,有關於告訴人的部分今天先不說明,而是針對實務上的觀察,我們最高法院74年台覆字第10號判例已經有針對何謂補強證據做出說明:「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雖然不夠明確,但是在釋字582號解釋已經清楚表達,補強證據應該要有證據能力,要經過合法的調查程序以及嚴格的證明法則,並且自白以及補強證據必須結合觀察,足以認定被告自白的犯罪事實者方為補強證據。
接下來我會提到補強證據的適格,甚麼樣的證據本身可以做為補強,而補強證據的範圍,例如犯罪構成要件也會簡單的說明一下,後面會很快的為大家做介紹,另外還有一點是關於對向犯的問題,

有實務見解認為對向犯與一般共同正犯是不一樣的,是不需要補強證據,所以今天都是從實務見解來探討,可以用上面的方法以及理論來觀察到底可不可以使用這些補強證據。
首先我們來看看補強證據的適格,究竟甚麼樣的證據可以作為補強證據,我們區分以下類型來做說明:

1.傳聞證據:補強證據所補強者一定是被告或共犯供述以外的證據,而傳聞證據既然無證據能力,依據582號解釋說明就不具有補強證據的適格。

2.外國法院的判決書:(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6074號刑事判決)?認為外國法院的判決書不得作為補強證據,我在後面有找到一個案例就是在談這個問題。

3.被告及共犯所做的日記、備忘錄、便條、商業帳簿:最高法院在104年台上字184號判決有針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從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的概念,在犯罪前沒有特定目的而記載,像是業務登載具有特別可信性,如果可以被認為是傳聞法則的例外就可以作為補強證據,這邊還有一個問題,日記本可以作為補強證據嗎?判決中雖然論理上有提及日記本,但後面都在提商業帳簿,我的看法是日記本是每天都會寫的,但這個日記本的性質應該只是自白而已,共犯的日記本也僅是共犯的自白,因此都不能作為補強證據來使用,不過剛剛提到備忘錄是否可以作為補強證據就需要透過159條之4的檢視,以該份備忘錄是否為業務上例行性都會做的文件來檢驗。

4.現場模擬:也是屬於自白而非補強證據,這一點可以請各位參考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5265號刑事判決。

5.秘密暴露,也就是其中一名共犯說出一件警察之前根本不曉得的事實,警察經過我的自白後去找到的證據可不可以作為補強證據?李佳玟教授認為,所謂的秘密暴露可能是警察製造出來的一個現象,待會我也會提到補強證據的對象跟範圍為何?並非所有證據都可以作為補強證據,待會的案例事實,法院都有對於究竟是根據自白發現的事實或者是補強證據的範圍來做說明。

6.被告或共犯間的彼此交往關係有無重大恩怨等等具有高度可信性的事證:(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483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都認為並非補強證據,前科紀錄也是如此。

7.證人聽到被告於審判外的自白:還是屬於自白,就如同現場模擬一般,所以也非補強證據。

8.被告事後的道歉錄音:很多家屬會說,如果沒有做的話為什麼要道歉?然而這些都是屬於自白而不能作為補強證據。

9.共犯與被告二人自白內容完全一致,這個時候可否互為補強:此時既然屬於被告間的自白,自然還是無法作為補強證據,但朱朝亮檢察官的文章有提到,他認為共犯的自白不能補強被告的自白,但是如果共犯的自白是有證據可以補強的話,那共犯的自白就可以補強被告的自白。不過我自己沒看過實務上有這樣的說法,所以我也不知道這個說法怎麼來的。

再來的重點是「補強證據的範圍」,如同大家所知,犯罪分成客觀構成要件及主觀構成要件,而補強證據的範圍有一說認為只要有該項證據可以證明客觀法益的侵害就可以作為補強證據,例如自白有殺人而找到屍體即是如此,另外一說則是認為必須要能夠證明是該「行為」造成法益侵害的結果,換句話說,行為以及結果兩者都需要被該項證據證明,這就是補強範圍的問題,以此說為通說,再來還有丙說,認為除了行為及結果需要被補強外,犯罪人及被告是否同一性的問題也需要被補強。關於此說我看了蔡墩銘老師的論文中有提及為何不採這一學說,不採用的原因是這件事太難證明,從被告的自白是很難證明被告以及犯罪人是否具有同一性,但我的看法是,補強證據既然包含間接證據,證據的種類是多樣化而寬鬆的,自白之人與行為人是否為同一不能單純因為有自白而不需要證據,所以通說認為被告以及行為人之同一性不需要經過補強我認為是不夠的,應該要透過其他間接證據來證明其他被告與犯人是否具有同一性,李佳玟教授就是採這一說,我也認為這一說比較合理。

至於補強證據是否需要補強主觀構成要件,否定說認為犯人的內在意識通常無法由外部證據證明,所以僅需自白就為已足,這是通說所採,但我也有看到文章採肯定見解,認為雖然無直接證據,但是可由間接證據或輔助證據作為補強,而非單純不需要任何補強,我自己認為當然要從客觀上的間接事實來做判斷,怎麼可能被告說是就是,說故意就故意。最後關於補強證據本身的證明強度為何?有一說認為該證據本身需足以認定被告的犯罪事實,這一說被稱為絕對說,非常的嚴格,很少人採此一見解,我們大法官採取的是「綜合判斷足以認定自白及補強證據相結合判斷」,也是通說。這是有關於補強證據很簡單的說明。

接下來要談對向犯中補強證據的問題,共犯一般而言可以分為任意共犯以及必要共犯,必要共犯又可以區分為聚合犯或對合犯,而對合犯也就是對向犯對於被告不利的證述是否需要補強仍有不同說法,否定說認為無須補強,因為被告間彼此是相對立而成立犯罪,行為人各自為自己行為負責,彼此間並沒有犯意聯絡以及行為分擔,所以並非共同被告也不需要補強證據,另外第二個理由是在民國92年間我國修正了刑法規定,將共犯章節改為正犯與共犯,但是刑事訴訟法第156條並沒有隨之修正,所以仍係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不受刑法第四章修正影響。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刑事訴訟法中的共犯本來就是屬於廣義的共犯,任意共犯、必要共犯從來都沒有改變這是其一,第二點,刑法當初修正時,原先的第28條就是正犯,修法後變為正犯與共犯而已,所以這種否定說的見解是不通的,但是現在實務上仍有相當多判決採取這種見解,認為不需要補強證據。相對於此,肯定說認為,共犯包括必要共犯、任意共犯,故共犯間的自白仍有虛偽、嫁禍給對方的可能性,所以仍然有判決認為對向犯間的自白仍需要有補強證據。


對向犯間彼此是相對立而成立的共犯,仍有互相推諉之可能,自然需要補強而不可單以彼此之自白作為有罪之唯一證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有趣的案例:

(1) (南投地院100年訴字第306號)
這個案子第一審無罪,第二審上訴駁回,第三審撤銷發回,更審仍維持上訴駁回因未再上訴而確定。這個案件的事實是一位女生,有沒有去偷牛樟木的案子,在南投台大的實驗室內偷取牛樟木後再用機車來運送,數量大概有12公斤,違反了加重竊取森林主物罪嫌,證據如下:被告的自白、南投縣警察局技工現場勘查照片四張、證人的警詢證述、以及被盜位置圖兩張,被告有自白沒問題,但是因為被告是帶同警方去現場指認犯罪地點,也找了一位林務局的技工一同前往,剛剛的這些證據可以認定嗎?有補強證據嗎?這個證人是應警方的傳喚到了現場,牛樟木也沒有被扣到,到底是不是這裡來的?因為都是被告自己講的,證人只是證明地點屬於台大土地範圍內而已,這樣可否證明被告的自白有補強證據足以擔保,法院這邊認為上開的證據都並非補強證據,因此被告的自白是不能使用的,被告也因此無罪。

(2) (雲林地院107年訴字第416、680及782號刑事判決)
這個案件一審判決宣判日是107年10月30日,上個月才出爐的判決,被告在警詢時自白,陳稱在11月4日有吸食毒品,但是在偵訊時又多稱11月1日也有吸毒,11月4日吸食了安非他命以及海洛英,11月1日只有吸甲基安非他命,當然也有將尿液送驗,也的確驗出來有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海洛英的反應,這樣要如何認定11月1日有吸食甲基安非他命?法院認為檢驗報告可以補強自白關於11月4日的吸食毒品行為,但是11月1日仍然欠缺補強證據,因此只成立11月4日的吸毒行為。

(3) (新北地院106年訴字第644號)
第三個案例是第一審認定販賣二級毒品成立,二審(台灣高等法院107年上訴字第1042號刑事判決)撤銷改判無罪,上訴第三審中。
證人在警詢中詢問毒品來源時都指稱是經由被告取得,現場有扣到電子磅秤以及200個夾鏈袋等物品,判決有罪的理由是因為被告也不否認有與證人見面的事實,但聲稱僅是去證人家討工錢否認有販賣的行為,但被告在偵訊中卻曾自白在該處販賣毒品,證人在4月18日的警詢中也說,所施用的毒品是被告所提供,跟被告購買了三次都是約在住家,偵查中也將時間、地點、金額證述明確。而被告在偵查中供述,他有攜帶安非他命過去問證人有沒有錢,證人答稱沒有帶,因此被告也答應讓證人欠一千元,等有錢再拿給他,亦即,當天就有帶毒品給他,只是讓證人賒欠。
一審以證人的自白作為被告自白的補強證據而認定有罪,其實被告自白有到過證人家中,這算不算自白?二審法院認為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且指證者證述情節既屬個別獨立事實,亦不得互為佐證(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619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在審判中曾說他與被告曾發生口角以為被告出賣他,因此證人所為之自白憑信性即有瑕疵,因此,也無法作為補強證據而判決無罪。

(4) (高雄地院106年訴字第559號刑事判決)
這個案子是關於外國裁判的案例,被告由於運輸毒品而在日本被判決有罪確定,檢察官在起訴的證據中除了被告的自白外,還包含了日本法院判決的譯文影本,然而法院仍然判決無罪,理由在於外國法院的判決僅有私文書的效力,而依據外交部的函文可知,縱使台日間並無司法互助協議,然而仍可透過國際刑事警察機構之協助以取得本案之相關事證,惟檢察官並未為適切之處置,因此本件法院在僅有被告自白而無從補強的狀況下判處無罪。

(5) (新北地院96訴3968)
這個案子一審判決為共同運輸毒品罪,但在更審(高等法院99上更(一)295)後變為持有毒品罪,一二審判決有罪的理由為,被告在警詢中曾自白所持有之毒品是受阿欽之託要交付給阿雄,惟在第三次偵訊中,被告變更說詞表明從未有受他人之託的情事,之前警詢及偵訊中所說是因為沒經驗才會這樣說,但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被告交代之時地及犯罪過程都屬明確,因而認為有罪。惟第三審法院以及更審法院則認為,本件之證據僅有被告之自白,即使被告本人多次自白仍不得互為補強,因此本件無法證明被告有運輸之犯意,因此僅判決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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