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審行不行?辯護人模擬法庭經驗分享|沙龍側記2018.02

參與人:尤伯祥律師、林俊宏律師、莊巧玲律師、陳宏奇律師、陳奕廷律師、
劉佩瑋律師、鄭嘉欣律師、黃柏彰律師、謝育錚律師、陳冠維律師、鄭凱鴻律師、
陳明律師、簡陳由律師、林楊鎰律師、顏瑞成律師、陳怡文律師、蔣昕佑律師

記錄人:李佑筑

尤伯祥律師:首先分享的是之前北院辦理的國民參與審判,我和林俊宏律師、鄭凱鴻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案例,這個案件的起訴事實為一對離婚夫妻仍住在一起,結果前夫持刀砍傷前妻的案件。被告因為不滿被害人將所住房屋拿去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的貸款,而在酒後毆打被害人續而拿出菜刀砍傷、追趕被害人;被害人頭部、臉部、後頸部、右手都有刀傷及撕裂傷,而後停止犯行後自行打電話報警並攜帶菜刀投案,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訴被告。國民審判是採起訴狀一本主義,而在起訴書裡面寫的內容越多,未來在法庭上所要負擔的舉證責任也越大,這個起訴書就有點太長了,一些不必要的內容也加了進去。

按照國民參與審判法草案的第53條 檢察官依前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者,應即向辯護人開示下列項目:一、聲請調查之證據。二、聲請傳喚之證人、鑑定人或通譯於審判期日前製作之陳述筆錄或其他紀錄書面。前項之開示,係指賦予檢閱、抄錄或攝影卷宗及證物之機會,或付與卷宗之複本。其收費標準及方法,由行政院定之。檢察官邀請我們到地檢署要進行證據任意開示的流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當今天手上只有一份檢察官的起訴書而要進行證據開示的時候,哪些部分要爭執,哪些部分不爭執要如何判斷?在我們表達完爭執不爭執事項以及答辯要旨後,檢察官在此時可以跟我們進行任意的爭點整理。草案的理想是如此,但是實際上要做到相當困難,原因在於我們與被告會談時也只能以這份起訴書的內容進行會談,被告可能對於某部分爭執某部分不爭執,我們也難以確認他爭執不爭執的部分都沒有問題,畢竟我們是法律專業人士,被告的爭執不爭執可能還仰賴我們的判斷,是否有必要、是否真的該不爭執?而有些更極端的狀況是被告答稱,犯罪當時他在睡覺、或者精神狀態不佳等等而不清楚案發的經過,所以根本無法與辯護人進行爭點整理表達他哪些部分爭執,哪些部分不爭執,我們也不應該隨便幫被告決定,因為我們根本還沒看過證據,在不了解案情的情況下很難做出適當的決定。草案希望在這個階段先由辯護人決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個階段我們向檢察官表示要對起訴書的全部進行爭執,透過這種方式讓檢察官能夠進行最大程度的開示,迫使檢察官必須對起訴書的每一段都進行舉證證明,在準備程序時將每一個證據方法都以準備書狀提出開示給辯護人,讓辯護人可以抄錄、攝影。

而在第一次準備程序結束後,辯護人才能透過這些證據資料去與當事人開會,對證據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又或者是依據草案的第54條檢察官依前條規定開示證據後,辯護人得請求檢察官交付檢察官所持有或保管證據之清冊。前項證據清冊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證物:品名及數量。二、供述筆錄:標目、製作年月日、供述人之姓名。三、其他書證:標目、製作年月日、製作人之姓名、職稱。有事實足認於清冊記載特定證據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得不記載之。前項情形,檢察官應使辯護人知悉未記載於清冊之證據數量、種類及未記載之理由。檢察官依第一項規定交付證據清冊後,又取得新證據者,應儘速向辯護人交付該等證據之清冊。於此情形,準用前三項之規定。請求檢察官將他手頭上的證據清冊(卷證目錄)提出,再向檢察官要求開示卷證中的其他證據資料,這邊可以要求開示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你認為這個證據是可以彈劾檢察官的證人的,也就是彈劾性證據,這個時候要具體說明理由才能要求檢察官開示;第二種狀況是雖然並非彈劾性證據,但是你認為該證據對於辯護有實質關係也就是有利於當事人的證據也可以要求檢察官進行第二階段的開示。

但問題在於僅憑著證據清冊要如何得知筆錄內容得否成為彈劾性證據,又要如何具體說明這項證據有利於我的當事人,檢察官在此時就可以輕鬆地拒絕我們的請求,因為我們無法提出具體的理由。按照制度的設計,在被檢察官拒絕之後也可以向法院聲請命檢察官開示,但是同樣也必須提出理由,所以問題的癥結在於我們無法得知證據清冊的內容所以難以向檢察官請求開示。

在這個階段結束後,我們的辯護方向以及答辯要旨也確立了。這個時候就必須再開一次準備程序向法官進行辯方開示,跟法官聲請調查證據,此時同樣也必須向檢察官開示,然而甚麼樣的文書記錄要進行開示就成為了新的問題,當時檢察官要求我們提供與證人的會談資料但被我們以「律師工作成果」所拒絕了,這在美國法上是相當基本的概念,但是檢察官以法條以及立法理由沒有提及為由請求法院命我們開示,法院也准許了。 整個證據開示的流程大致上是如此,那將來在真實案件中,檢方看了辯方開示的內容後,檢方可能會想提出進一步的彈劾證人,這時就必須再開一次準備程序向法官聲請傳喚新的證人,並且要開示證據給辯方,所以準備程序應該會開相當多次。

陳明律師:而且這部分還包含了個別證據開不開示、開示、抗告,所以開示程序在未來應該會變得相當的冗長,不斷針對個別證據的開示以及開示的內容,雙方不斷的有攻防。直接開放律師閱卷可能更能讓準備程序有效率地進行。

尤伯祥律師: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卷證資料,跟大家報告我們是如何準備這個案件。第一個是警詢筆錄,被告是一位計程車司機,而我們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點,是因為在國民參與審判的案件中,素人與法官的想法還有著重的重點都不相同,因此案件的脈絡會變得格外的重要。素人在案件審理中相當重視整個案件的背景,例如被害者與加害者間的關係、兩者間的社經地位有無差距,透過這些周邊的事實來判斷誰的證詞更為可信,判斷檢察官所試圖建構的事實合不合理。因此警詢筆錄中所提供給我們的有關當事人的資訊就變得更為重要,透過這些資料才能建構出有利被告的脈絡。在國民參審的案件裡面,看這種筆錄要特別的看,因為他告訴你一些當事人的基本資料,我們後來也用這些資料去建構了我們的故事。按照這個故事,當事人告訴我們一開始他沒有拿刀,只有用手打他,因為被害人拿椅子砸他,所以他才進去廚房拿刀,主要是因為這間房子是被告變賣祖產買來的、登記在前妻名下,兩個人當時還在談剩餘財產歸屬的問題,但太太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把房子拿去外面抵押,貸了四百萬,太太也有外遇的對象,每天都想把他趕出去。詳細情況是當天晚上他問前妻為什麼把房子拿去貸了四百萬,前妻跟他說房子是他的名字,他管不著,因此他一氣之下就打了前妻,因為前妻拿椅子砸他,他就衝進廚房拿刀攻擊前妻,攻擊後就離開家,之後就去派出所投案還有打119去救前妻。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要殺死林月霞,他說沒有,如果要殺他,幹嘛還要叫救護車,這個是他的說法。當時他的女兒也在場,他喝了黃酒和高粱一瓶,他知道有保護令,但不知道保護令的內容,太太一直拿保護令壓他,這是王大明的警詢筆錄。

接下來是太太的,可以看到太太做筆錄的時間是在晚上的11點半,是在病房做的,太太年紀比他小了20歲,所以這是一個典型的老夫少妻,出生地是福建,國小畢業,沒有工作。為什麼這個重要呢?他們起衝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賣祖產買的房子,登記在太太名下,太太教育程度國小又沒有職業,建立在這點上面,大概可以判斷出先生說的話是可信的,因為太太沒有什麼收入。讀筆錄就是這樣,慢慢了解雙方的社經地位等。 太太對於案發經過的說法就很不一樣,他說當時他跟女兒正在客廳吃晚餐,沒有說任何話就直接打他,然後又把大門反鎖後直接進去廚房拿菜刀,他要逃跑,但是打不開門,王大明就從廚房出來砍他的頭、臉、手,一邊喊說要殺死他、要同歸於盡。之前申請保護令也是因為王大明時常恐嚇他。

女兒的講法接近媽媽,女兒是大學生,筆錄與媽媽幾乎是一致的。

從這三份筆錄來看,先生是開計程車的,有前科,基本上買房的錢應該就是從祖產來的沒有問題,太太也沒有工作,可以知道先生是家中的經濟支柱,這樣的情況來說,其實他的生活是辛苦的。這樣故事也就勾勒清楚了,所以雖然離婚了,但住在一起也是合理的,很可能先生想留住太太,剛好太太也沒地方去。要讓國民法官清楚的了解案件的話,就要有這樣活生生的人的圖像建立在他們的腦海裡面。以前我們法律人在看卷證資料都不在意這些背景資訊,認為跟構成要件沒有關係就會跳過,不管將來用參審制或陪審制,這些資訊都不應該被忽略。

驗傷報告書這邊有提到,太太是看護,不過他在警詢的時候說沒有工作,這可以輕鬆的讓我們想像到太太應該是兼差的,但他不敢讓警察知道他是無照的看護,所以這份工作應該也不是很穩定。身體傷害的部份,頭、臉、後頸部、手腕、右手指有撕裂傷,撕裂傷的傷口深淺在判斷是否有殺人故意是重要的,你也可以看到傷口多在正面,背後只有兩個傷口,一個在手腕後面,一個在後頸。為什麼要特別提出這個部份,因為這會涉及到行兇過程的判斷。太太在筆錄中有提到先生在客廳追逐他,如果有追逐的過程,為什麼後面只有兩道傷口?以他們的經濟狀況來看,他們的公寓應該是小公寓,依他們的體型差別,先生要在小公寓裡面追到太太,把他砍死是很容易的,如果說有追逐的話,背後又只有兩道傷,是解釋不過去的。現場照片中有一張客廳的照片,現場只有兩個血腳印,如果照林月霞說的有追逐的話,客廳不會只有兩個赤腳的血腳印,血腳印還朝外,這表示根本沒有追逐,這張照片讓林月霞的故事版本受到動搖。後來我在交互詰問的時候把這張照片在法庭中放大,詰問證人,據說對參審觀眾震撼很大,可以從評議過程中看到國民法官也蠻受到啟發的。

陳宏奇律師:尤律師請問一下,當時你提示這張照片所詢問的問題是什麼?

尤伯祥律師:具體的問題有點忘記了,大概就是問說你剛剛在檢察官主詰時說你被拿刀追逐好幾圈,後來是你指著牌位跟被告說:「你的父母都在看。」被告才醒過來,那我現在放一張照片給你看,為什麼這張上面的血腳印只有兩個,跟你說的追逐顯然不符。那他當然講不出來,畢竟這是模擬的。

後來檢方有依我們要求開示保護令,保護令中有提到離婚前,被告常常酒後罵、恐嚇太太,還把太太的照片釘在牆上拿三支香來拜,對太太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和壓力。一看到保護令的懷疑是,既然聲請保護令為什麼還住在一起?其實可以從這邊去建立兩人的相處模式:先生會使用言語恐嚇太太但不會真的下手。關於砍太太手的部份,檢辯雙方的評價完全不一樣。檢方認為一砍就先砍手,是阻斷逃生,我們辯方的詮釋是,如果真的要置他於死,第一刀就直接砍頭了,為什麼要砍手?為了不讓太太開門出去,是想好好談、把話講清楚,談還錢的事情。辯護人就是要用同一份證據,作出與檢方不同的詮釋。

案情的部份,林月霞說他看到丈夫拿菜刀,就先叫女兒回房間,然後丈夫就砍他頭部,然後他們就在客廳追逐,也有砍到他的後頸,後來太太指著牌位跟被告說:「你的父母都在看。」先生才說:「你放心,我會去自首。」被告是說他這樣說之後就沒有講其他話了。這個就跟女兒說的不太一樣,女兒說有聽到爸爸說要殺死媽媽。太太說在過程中他有去按對講機的求救鈴,對講機那邊的人問說什麼事,被告才離開,走了以後女兒出來幫他止血。

接下來是變更通常保護令,行為人在保護令下來後,還是時常辱罵太太,甚至說女兒不是他的種,是這樣的互動關係,但從來沒有真的動手。在這個案子裡面,女兒有為了媽媽去作證。這個保護令開示後,可以觀察到女兒和媽媽關係比較好,可能不那麼中立,因此在彈劾證人時是可以注意的。

現場圖是檢辯雙方後來繪製的,對於國民法官來說現場圖是很重要的,不然他們很難了解整個過程。所以以後碰到類似的案件,警方檢方都沒有作現場圖的時候,辯方就要請法院命檢方作現場圖,或是請求直接到現場勘驗後作成現場圖。開示資料的審閱之後,我們三個辯護人要決定案件理論,一個好的案件理論要包含完整的故事,要完美融合所有證據資料,包括檢方的資料、辯方預計要提出來的資料而能夠說服國民法官。這樣的故事要合理、簡明、必要的脈絡。所以這個案件中我們的故事就是:被告是個職業駕駛,晚上兼職開計程車,因為他缺錢。被害人是陸配,在婚姻存續期間應被害人要求把祖產賣掉,為了給對方保障,把購置的房屋登記在對方名下。雖然有保護令,但離婚後還是共同居住,目前就財產分割正在協議,案發當日下午喝了黃酒和高粱一瓶後,被告發現房屋被拿去設定抵押400萬,相當氣憤,計劃回家要逼迫被害人把錢吐出來,進門後發生口角,就給了被害人一拳,本來基於嚇唬被害人的意思拿進廚房拿菜刀,但發現被害人要開門出去,情急之下先用刀砍傷被害人正在開門的右手,此時女兒擋在兩人中間阻止被告,被告也沒有要砍被害的意思,所以女兒回房間後就繼續叫太太還錢,在嚇唬太太、揮舞刀子的過程中,因被害人閃躲而砍到他的頭部,被害人起身逃離,敗告基於嚇唬的意圖砍他後頸,但力道不大、傷口不深。此時被害人就跟他說:「你父母都在看!」被告此時就放棄原來的計畫,說要去自首,就離開房子了,在路上打110和119,再找朋友到派出所自首。上面提到的證據資料都可以支撐這個事實,所以這是沒有殺意的傷害。

在法庭上其實就是兩個故事版本的競爭,提出故事版本競爭是很重要的,以往在卷證併送的過程中,我們的打法都是打點,所以很多辯護人在法庭上是沒有提出完整的故事出來的。甚至我還在法庭上看過跟民事打法差不多的辯護方式:我們首先抗辯我們不在場,即使我們在場,我們也只是在旁邊看而已,並沒有下手實施,遑論是在場助勢,即使認有助勢的行為,也不是正犯的行為。案件事實只有一個,怎麼把刑事訴訟當成民事訴訟,從不在場辯到在場,再從幫助犯辯到正犯。在國民參審的制度下,這種辯護方式是需要被檢討的,一定要有兩個事實版本去競爭。在聽取的過程中,國民法官和職業法官會觀察證據,套用到兩個版本,去比對現在給他的證據到底誰講的比較合理。為了因應新的制度,我們也要改變作業習慣,在準備程序中,我們必須提煉出自己的案件理論;審判程序中的開場陳述,必須用10~15分鐘簡短的語言很清楚明確的告訴國民法官。這不是要大家去編撰虛假故事。

我在交互詰問前自己會做一個四欄的詰問事項表,第一欄位是待證事實,為了能在詰問過程中隨時援引卷證資料,我會在最右邊這格列出相關證據作memo也會把卷證出處標上去,例如增卷第幾頁,方便提示證卷資料給證人看。最後結辯是我作的,準備程序的準備書狀和證據開示是林俊宏律師為主要負責人,鄭凱鴻律師作開審陳述和國民法官的挑選,我(尤伯祥律師)負責反詰和結辯。我的投影片的待證事實都是有時序安排的,這樣國民法官也可以很快理解整個脈絡,我的投影片基本上都是跟證據結合在一起的,也會塑造一些疑點,然後把證據demo在ppt上面,不給他們法律,這個案件他們不需要知道法律,就是要判斷是殺人還是傷害,所以我就直接跟國民法官說:剛剛檢察官講那麼多法律給你聽,就是要宣傳一個觀念─攻擊頭部就是有殺人犯意,如果真的是這樣,有需要各位坐在這裡提供寶貴的社會經驗嗎?很快就把檢察官一大堆的投影片排除掉了。檢察官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講了太多法理,國民法官注重事實,是從他的社會經驗在看待案件。從評議過程中可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策略是成功的。

鄭嘉欣律師:我看過一些日本的資料,他們的證據開示都會做4至6次,準備程序的時間平均是一年四個月到一年六個月,日本有一個正在進行的案件,是被告提的國賠案件,被告主張檢察官隱匿證據沒有開示而侵犯他的權利,所以其實不是像司法院說的那樣檢察官會任意開示,有什麼證據在一開始都開示,會有這樣的狀況。

鄭凱鴻律師:一開始看到案件的時候,看到砍到頭部和有一個敵性證人,加上王大明的筆錄陳述都說自己有喝酒,事情都記不得了,只是一直強調自己沒有要殺太太。其實在法庭上,故事除了檢辯雙方的版本,國民法官也會有自己的版本,國民法官的時間非常有限,加上他們不是法律專業,要讓他相信辯方的版本,開庭陳述是很重要的,才能把我們的故事烙印在他們腦海裡。簡單說一下我的投影片,標題就是:誇大成殺人案的傷害案件。背景介紹我一頁只放幾句話、一個重點,是參考高橋流的書。從卷證中林月霞拿幾張衛生紙止血,女兒及兩位員警站在旁邊,可以看出他的傷口應該是很表淺的撕裂傷。這是一開始開庭陳述的時候就要讓他們有鮮明的印象,也要讓他們知道爭執和不爭執什麼,檢察官當時一直解釋法條和判例,國民法官不是法律相關行業,其實對這個一點興趣都沒有,反而對詰問過程和照片是比較有興趣的。在選任國民法官時,法院有給我們兩份資料,一個是資格意願調查表、一份是問卷調查,關於他的職業等等。怎麼選國民法官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程序是先做問卷,讓他們就個別問題填寫答案,例如已婚婦女可不可以拿錢回娘家、法官會不會有錢判生沒錢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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